第七章
十月中旬，“贵师”的同学转来几封信，其中有我大外甥杨辉写给我的信。
他的字写得很好，显然勤练过硬笔书法，这使我挺意外。
他以漂亮的楷体字向我求助——玉县那边的招兵工作已经开始，他一切条件合格。但他父亲不许他参军。他家盖房子欠下了两万多元钱，他父亲认为他已经到了该给家里挣钱的年龄。他是独子，那么新盖的房子将来还不是属于他的？他起码为家里还五千元的债还不是应该的？他父亲认为他也应该去外地打工，在为家里挣到五千元之前，没资格实现任何个人愿望。如果他敢违逆父意，那么他父亲会去大闹招兵处……
信的内容又给了我一个意外。尽管他父亲的理由是“硬道理”，却还是激起了我极大的愤慨。
我有三个选择。
一是置之不理。
二十年间，我只见过他母亲两面，只听他母亲说过两句短话，而且还不是对我说的。只见过他父亲一面，而且他父亲的态度对我一点儿都不友好。如果不是他告诉我他叫杨辉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父亲姓杨，也根本不想知道。民间一向主张亲戚之间“互不干涉内政”——杨辉参军不参军，纯粹他们杨家的“内政”，我一个当年出生在别人家并且被弃的妹妹，与他们杨家谈得上哪门子亲戚关系？若我置之不理，谁也怪不得我。
或者，我给那从不相干的大姐夫写封信，建议他在事关独生子前途的问题上，眼光要放长远一些，儿子将来出息了，他晚年必定“得济”，起码大省其心。信一发出，我的亲情担当也就自我完成。于杨辉方面，有了一种认真对待的态度。至于他那父亲是否听劝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估计他是不会改变想法的，也许还会这么说：“她算老几？我家的事轮不到她来教训我！”——那么，除了我之“自我完成”，对杨辉等于没有任何实际帮助，他该参不了军还是参不了军。
又或者，我给杨辉寄去五千元钱。我若这么做，连信也不必写了。杨辉把钱往他爸手里一交，说是我这个小姨为了帮他圆入伍之梦无偿提供的，他爸肯定哑口无言了。倘若居然又生幺蛾子，那就太混蛋了。有人白为他家还五千元钱债，估计他不会不明智到把这种利己之事给搅黄了。
第一种做法我不予考虑。
我大外甥小时候和我一块儿捉过泥鳅，他小我两岁，当年却像我小哥哥一样耐心陪我玩儿，尽量使我开心。我第二次独自回神仙顶，走时他是唯一送我的人。看罢他的求助信，两种情形总像过电影似的在我脑海交错浮现，使我的决定难以向第一种做法倾斜。
我的决定在第二种和第三种做法之间反复纠结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在纠结的过程中，我又想到，当年杨辉在村里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儿的情况下主动找我玩，那一定是他妈、我大姐要求他的。我的大姐虽然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了，当年对我有那份心，这使我无论如何不得不承认，亲情在她心里还是留下了痕迹的，起码是藕断丝连时无时有。进而联想到我生父为救我而受伤的事。如果当时不是我而是别人家的孩子身处险境，他是否还会那样我不好妄下结论。但他当年救了我一次毕竟已成事实，这事实证明他对我并非全无父爱。
种种的回忆像一只只手将我的决定朝第三种选择拽过去，使我的理智无力抗拒。或反过来说，正因为我够理智而并不情绪化，结果我选择了第三种做法。
深圳不愧是新现象颇多的城市，不少银行提供保险存放服务，这使我的存折不必再缝在衬衣前襟了。
我从一家银行走出后，存折上又少了五千五百元钱。这也意味着，我不但辛辛苦苦白干了一个月的活儿，连到手不久的“外快”也分文不剩；而两笔钱加在一起才三千多。如果不算“外快”，我等于早起晚睡地白干了两个多月。
尽管那么做是我自己最终决定的，但我委实高兴不起来。也不仅仅是那一天高兴不起来，连续多日都高兴不起来，李娟和倩倩都有感觉了。
李娟背着倩倩问我遇到什么愁事了？她能帮上点儿忙不？
我苦笑着说：“‘倒霉’了，身子不舒服。”
我说“倒霉”了是双关语，“身子不舒服”是假话，心里不舒服才是真状态。
我没直接将钱寄给杨辉，而是寄给了我二姐，同时寄给她一封短信，写明如果她把事办成了，五百元归她，算“代办费”。办不成，两笔钱都得退我。办成没办成，只看一个结果——杨辉能否顺利参军。我不认为如果没有那五百元“代办费”，我二姐也会努力去办。
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不起来的事。
一天下午我独自在厨房切萝卜，刘柱走了进来，凑我身边看我良久，看得我很别扭。
我说：“没见过怎么切萝卜？”
他说：“你跟小李、小郝就是不一样。”
我说：“别跟我扯些不三不四的话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
他说：“你比她俩……那个词怎么说，叫‘沉静’是吧？你沉静的时候，有那么一股子特别的劲儿。我早就发现这一点了，我喜欢。”
我又说：“你妨碍我干活了。”
我刚一放下刀，他就将我抱住了，猴急地亲我。
我左右偏脸躲避他的嘴，同时挣脱不已。终于挣脱出一只手，扇了他一耳光。
他放开我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有啥不好意思的嘛，我是真喜欢你。”
我操起菜刀指着他。
这时他父亲出现了，吼他：“还愿意跟着我干不？不愿意趁早滚回老家去，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！连搞对象你都不会，除了案子上的活儿，你就是个废物！……”
我把菜刀往菜案子上一砍，跑出了厨房，爬上车厢气哭了。
倩倩跟车买菜去了，只李娟一人躺在车厢里——她是真“倒霉”了，请了半天假。
她惊问我怎么了？
因为刘大爷说刘柱“连搞对象都不会”，我将发生的事告诉了李娟。我怕如果连她也不告诉，自己以后百口莫辩。
李娟说：“别担心什么，有我呢！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再纠缠你。”
第二天，趁刘柱一人在厨房时，李娟将我拽入厨房，搂着我肩，板脸瞪着刘柱说：“告诉你，我和婉之拜干姐妹了。”
刘柱愣愣地看着我俩，一副“友邦惊诧”的样子。
李娟又说：“告诉你我俩的关系，你明白什么意思不？”
刘柱反应迟钝地说：“明白……”
“明白就好。”
李娟撂下这话，拉着我手走了。
以后，刘柱都不太敢正眼看我了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，但关系已经变得那样了，我无奈。
刘大爷找我谈了一次话。
“你们年轻人之间，谁喜欢上了谁很正常，被喜欢的不喜欢对方，可以好好说，犯不着用刀指着谁，那多吓人？万一……以后可不许再那样了，啊？……”
他明显是在批评我。
我向他承认了错误，保证以后绝不那么冲动了。
他又说：“刘柱确实真心喜欢你，他跟我念叨过。我那儿子，文化太低不假，但他肯吃苦，能攒钱，跟着我干了几年，以后有了机会，独当一面地单干是不成问题的。我保证，他过日子是把好手……”
我说：“大爷，我有朋友了。”
除了这么说，还能怎么说？
“我家虽然也是农村，但我却是国企老工人，有退休金。刘柱他哥是镇派出所所长，家安在镇里。我家院子大，前年新盖的一正两厢砖瓦房，现在只我老伴在家守着。刘柱下边再没弟弟妹妹，将来家业全是他的。如果他将来也想把家安在镇里，那对我们不是难事。即使想安在县城，也不是个问题……”
他仿佛没听到我的话。
我低着头，只得又说：“我有对象了。”
他对我的话还是不作正面反应，只管顺着自己的思路一味说下去：“刘柱的姨父是县委办公室主任，他一个叔是包工队队长，总之我们的三亲六戚在我们那的地面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没人敢欺负我们。遇到了是是非非，别人得给面子……”
我第三次说“我有对象了”后，他才终于收住话；也不看我，两眼看地，就那么一动不动沉默片刻，讪讪地又说：“你声音太小，前两句我没听清。那么，算我白说。”
他说完，起身就走。以后，对我不冷不热的了。除了工作上必须说的话，不跟我再说别的话了。
这是我极不愿面对的事。比杨辉那封信还不愿面对。两件事叠加，使我的情绪那一时期特消沉，总想哭。但绝没想过离去，我还惦着年终奖金呢。用民间的话说，我快变成一个“掉在钱眼儿里”的人了。自从离家出走，我意识到自己发生了不少变化，“掉在钱眼儿里”了也是变化之一。
十月底，我收到了我二姐的信，那种中学女生的笔体，使我断定是她女儿赵俊代笔写的。她的字没杨辉写得好，但看得出她一心想要尽量写好，并且重抄了一遍。
我二姐在信中说，“按你的指示，把事落实了，你只管放心。”还说，“其实你大姐家的日子，也不是多么困难。她家一个儿子，我还一儿一女呢。她家杨辉一参军，家里没什么负担了。我这一儿一女，却正是花钱的时候。农村盖房子，谁家不借钱？一万两万，打工一年不就还上了？我家欠的，比你大姐家还多呢……”
我把信撕了。
我决定不回信。
那封信中，除了“把事落实了”那一行关键的字，别的话都令我反感——好像我为杨辉的事白出五千元钱完全是多此一举；好像我真要急亲人所急雪中送炭，她何小菊才最应该受到帮助。那日我对钱产生了一种相互冲突的意识——膜拜与厌憎。是的，首先是膜拜。倘若我不出那五千元钱，即使接连发出几封信，把道理说烂了，杨辉参军的事会顺利解决吗？肯定不能啊。估计后几封信，对于我大姐的丈夫（我真不愿称他姐夫），还不成了撮火之信？可五千元一到位，我和我大外甥，居然都顺利地心想事成了。倘若我并没给我二姐也寄去五百元“代理费”，她会替我去办吗？难道她不会回信以“不干涉内政”为借口，采取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的态度？或者，也象征性地去我大姐家说上几句，实行了“自我完成”，对结果却不予落实？要是那样，我的五千元有没有可能功亏一篑地白出了呢？如果我大姐的丈夫既收了钱，也还是不许他儿子去参军，我又能有什么辙？相距千里之遥地与他打官司将钱要回来？那现实吗？
可钱一用到位，那事迎刃而解，不留任何尾巴。相比于道理，钱的作用简直功莫大焉。道理的作用显得那么地轻如鸿毛，令人不屑。这还是在所谓“亲情”之间，杨辉还是我们一个共同的亲人。
领略了钱这种“唯我独尊”的作用，我对钱不由得起了厌憎之感。那是一种附带着恐惧的厌憎；因恐惧其“唯我独尊”似乎足以压倒其他一切作用的作用而恐惧，因这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而厌憎；因恐惧还与膜拜撕扯不开，所以厌憎也与重视交织纠缠……
对于我，一种好的局面是刘柱又开始追求倩倩了，而倩倩似乎也乐于应和。
中午时，我们姐仨的车厢“宿舍”往往只有我和李娟了，倩倩常到后边的车厢去与刘柱腻乎，而刘大爷会在食堂里歇息。后边的车厢，又往往传出倩倩咯咯嘎嘎的笑声，听来刘柱将她哄得很爽。如果倩倩的笑声不断，李娟就会高喊一嗓子：“有完没完？不想让别人睡会儿了？”后来，干脆找了根铁棍子，懒得喊了，用铁棍子猛敲我们前边车厢的车帮。刘大爷对倩倩也格外关照了，不显山不露水地减少她的劳动量。我和李娟干的活必然多了，时间也长了。
有次倩倩惭愧地对我俩说：“抱歉了哈，我没要求区别对待。”
我不知说什么好。
李娟却说：“不客气，可以理解。”
因为刘柱与倩倩的关系起了变化，一天比一天黏，刘柱父子对我的态度也好转了。刘柱甚至满心幸福地当着倩倩的面对我和李娟说过：“柱子哥这种叫法过时了，以后你俩该叫我姐夫了。”倩倩听着，并无抗议的反应，反而洋洋自得地笑。
过后，她对我和李娟说：“你俩别因为干活多了心里不痛快啊，年底我让他们父子给你俩多分奖金。”
李娟说：“这话我爱听。”
我还是不知说什么好，但心里暗自高兴；我已经更往“钱眼儿”掉了。撇开奖金那茬儿不论，我也高兴。我甚至想找机会对倩倩表示感谢。如果不是由于她和我是姐们儿关系，刘柱父子对我的态度未必会变好。那机会其实是有的，然而我单独面对她时，却不知说什么好。在刘柱那儿，她是“备胎”，这是明摆着的。我怕哪句话说得不当，伤了她自尊心，反而得罪了她。
十一月中旬我相继收到了两封信；信件已经可以直接寄到工地了，有专职的邮递员送达。
一封信是杨辉写给我的，内有一张四寸全身彩照。信的内容自然是一些感激的话——他如愿成为一名士兵了，还是海军。在陆地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将登舰出海，他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海军战士，争取将来成为海军军官，为我为他自己为他的家人、亲人以及神仙顶的人们争气争光。照片上的他威武挺拔英气勃发，漂亮的海军服使他显得很帅气。
那封信使我内心充满喜悦，觉得我为他的事付出的良苦用心获得了圆满回报，五千元的支用太值太值了。我想，即使他将来并没当上军官，又回到了神仙顶，也会不同于神仙顶的前几代人——我相信“部队是一所大学校”。
李娟和倩倩也看到了照片，都因我有那么帅气的一个大外甥而惊讶，也有些不相信。我郑重发誓没骗她俩，她俩才信了，却又质疑起我和我大姐的年龄差来。那是我身世的“原创”，也是几句话解释不清的，而且是我当时不愿对任何人讲的。
“说来话长，以后再详细讲给你们听哈。”
我用这么一句话搪塞了过去，希望她俩过后就忘了，不再问起。
倩倩说：“如果他以后能当上舰长什么的，不管是不是你外甥，我都要追他。但如果没当军官的命，那我就只做他一个干姨吧。”
“滚一边儿去，没句正经话！”
李娟将她推开，搂着我耳语：“我爱当兵的人。我对象是工程兵连长，哪天我带你去见他。”
倩倩叫道：“以为说悄悄话我就听不到了？你那点儿小秘密还瞒得过我呀？我也要认识认识准妹夫！”
我和李娟都笑了。
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李娟一下，在心里默默为她祝福。
第二封信是我养父孟子思寄来的。我工作稳定后，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向他汇报我一切都好，请他放心。我认为这是我起码应该做的，也是必须做的。他养育了我二十余年，我不可以说消失就从他的生活中蒸发了。那除了是忘恩负义，没有第二种结论。我的“校长妈妈”泉下有知，也会谴责我的。我并不是怕什么人的谴责，而是因为如果不那么做总有块“心病”似的。那么做了以后，睡觉都香了。
养父在信中说男人有时内心很脆弱，即使当了父亲，当了市长；即使是一个经历过人生摔打的男人，内心有时仍难免会那样。我“校长妈妈”去世后，他的内心就曾脆弱得一塌糊涂，情绪一下子消沉到了难以自拔之境。
而我，自从养母去世后，一想到她，“校长妈妈”这一称谓油然而现。我事实上有两个妈妈，我在心里不可能不对两个妈妈加以区别。不论听别人说到或看到“妈妈”“母亲”四个字，我的联想一向是“校长妈妈”，并没见过也不可能再见到的生母，只不过是由“校长妈妈”附带着想到一下的女人。想到一下就过去了，如同一个人想到家乡的井或江河，会附带想到井旁的枯树或常出现在江边、河边的钓者——如果确有的话。
养父还在信中告诉我，他和曲阿姨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就友好地分开了，不是由于任何别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性格和生活习惯太难融和。曲阿姨此前一直未婚，独自生活惯了，对家庭主妇的角色一下子难以适应；他呢，与我“校长妈妈”休戚与共地生活惯了，一下子也很难适应一位“全新”的妻子。
他说他和曲阿姨仍是好朋友，可用“红颜知己”来形容。
“女儿，虽然你说你一切都好，希望我放心，但我一想到自己的女儿大学没读完就成了远离家乡的打工妹，而且还是女帮厨，我心里就不是滋味，觉得自己做父亲做得太失职、太失败了，也觉得太对不起你妈妈。如果外边的世界确实很无奈，那就回家吧。有爸爸的直接关照，你的人生又会是另一个样子啊，那究竟有什么不好呢？……”
我的泪水滴湿了养父的信。我之愀然，不仅因为他仍爱我这个女儿，还因为他承认自己的脆弱，也因为曲阿姨竟不能代替“校长妈妈”成为与他朝夕相处的生活伴侣。
我当日给他回了一封信，对自己的任性作了自我检讨，请他放心，向他汇报我不但自己能挣钱了，而且会因为工作表现良好获得年终奖金，与两个一块儿打工的姐妹也相处得很好。外面的世界不全是无奈，也有精彩。我估计他肯定也特别关注深圳的发展——当年，有几个当市长的人不关注深圳现象呢？我就将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种种深圳发展的大好局面全写在信上了。那是一封四页纸的长信。
一个星期日的下午，李娟说晚上将有人请我们吃饭。我和倩倩问是什么人，李娟卖关子，说见面了自会介绍。
晚上，在市里一家大饭店的单间，我和李娟见到了做工程兵的周连长——与李娟相爱的那个男人。周连长三十几岁，中等身材，看上去很健壮，体格像运动员，但神情一看就是参谋、干事那一类军官。他性格温和，笑起来还有点儿腼腆。面对我们三个女性，他显得怪拘谨的，李娟反复说我和倩倩是她好姐们儿，他的表现才逐渐放松了。他喜欢说“同志们”，那是他的口头禅。他一那么说，我们姐仨就忍不住笑。我们笑他自然也笑，所以好像一直腼腆着。
他和李娟是东北老乡，家都在农村，两个村子离得不远。李娟有次从深圳回东北探家，在列车上认识了周连长。她大包小包带了不少东西，幸有周连长一路照顾没怎么受累。不想，一年后，二人又相遇在深圳的同一处工地上，可以说是天公作美。
周连长也很坦率，告诉我和倩倩，家里原本为他订下了一门亲，可那姑娘因他是个一年到头走南闯北的人，不久就变卦了。
他含情脉脉地看着李娟说：“但愿我俩能成。”
我说：“准能。”
李娟说：“你变我都不变。”
倩倩就提议为李娟的话干杯。
那顿饭是我到深圳后吃的最高档的晚餐，以海鲜为主，大对虾“管够造”。估计对倩倩也是那样，我俩都吃得不亦乐乎。
离开饭店前，周连长送给李娟一个精致的笔记本——第一页是一个大大的“奖”字；第二页上有他写的诗句：“两心相许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；第三页上写的才是关键文字：亲爱的娟保存。
在我们姐仨回去的路上，倩倩开玩笑地问李娟：“你怎么不让他派车送送咱们啊？”
李娟说：“他自己也会开。”
倩倩说：“他们工程兵的工地上军车可多了，他是连长，那就是他们工地上的第一把手呀，肯定有专车嘛。”
李娟说：“确实有，可连我都没坐过。他要是开车送咱们，那不明摆着违犯军纪啊？”
倩倩揶揄她：“听，还没领证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开始向模范军嫂看齐了！”
李娟对我说：“拽住她，今天我非撕烂她那张贫嘴不可！”
还没等我有所举动呢，倩倩咯咯笑着跑开了。
李娟又对我说：“今天对我是个重要日子，你和倩倩是我姐们儿，他同意见你俩，证明我和他的事在他那儿板上钉钉了。你和倩倩等于是我们爱情关系的见证人。”
李娟显得特高兴，一路高歌，倩倩也跟着大声唱。连我这个很少唱歌的人，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。爱情带来的幸福是有传染性的，在朋友之间传染得更快。我和倩倩幸福着李娟的幸福，快乐着李娟的快乐。
快到年底时，工程兵的援建任务完成了，周连长要带着他的战士们离开工地了，我和倩倩陪李娟与他道别。战士们已经在一辆辆卡车上了，周连长在车下等我们。我们姐仨远远望见他在来回走，反复看手表。
我们跑到他跟前时，我替李娟说：“对不起，来晚了。”
周连长说：“不晚，很准时，是我们的兵上车早了点儿。”
我们姐仨并肩站着，他与我和倩倩先握手，后敬礼。与李娟却既没握手，也没敬礼，而是小声说：“你到我们工地几次了，不少战士都认识你了。既然咱俩的关系已经确定，那么我就向他们宣布了，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吧。”
我从没见李娟红过脸，但那时却红极了，讷讷地问：“多不好意思呀，说什么啊？”
周连长边轻松地向卡车推她，边说：“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不想说什么摆摆手也行。”
李娟就向战士们摆手，只“嗨”了一声，之后难为情地笑。那样子像明星在向粉丝打招呼。
战士中忽然有人喊：“嫂子！……”
四辆卡车上一百几十名士兵接着喊“保重”二字。
“嫂子！”
“保重！”
“嫂子！”
“保重！”
喊声直上云霄。
李娟也喊了两句：“你们也保重！我爱你们！”
她的喊声使气氛一时肃静。
在那阵肃静中，李娟双手捂面哭了。
周连长这才又走到她跟前，替她放下双手，啪地一个立正，向她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，随即以正规的军人动作向后转，双拳夹腰，小跑着上了最前边一辆卡车的驾驶室。
转瞬间，四辆卡车绝尘远去。
倩倩说：“就这样啊？”
李娟说：“我满意了。”
此前，关于爱情带给人的伤害，我已听说了不少，在小说和电影、电视剧中，尤其如此。但那日那时，我忽觉爱情好的时候，确实很好。若有庄严衬托，另有一番说不清道不明的好。
我受感动了。
各处工程都已竣工，偌大的工地一下子冷清了，只有几辆推土机在进行清除工作。
一日，刘大爷从办事处回来，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，一副受尽憋屈的样子。
我们姐仨问他领回奖金没有？
他说看来奖金泡汤了——财务室换了人，不认当初那合同的账，理由是投资超了，奖金一概不发了。
倩倩急了，埋怨刘大爷：“难道盖着大红章的合同是一张废纸？他们不给你就认了？你没跟他们理论？”
刘大爷说：“我能不理论吗？可那个主事的矮胖男人根本不理我啊，不认又能怎么办？”
我生气地说：“告他们！”
刘大爷说：“你没见工地上快没人了？过几天办公的活动房一拆，他们坐办公室的人也都回老家过年了。即使法院当天就受理了，可哪天开庭是咱们说了算的吗？开庭那天哪找被告去呢？难道咱们都不回老家了？一块儿找地方住下去等着打官司？”
刘大爷的话说得我哑口无言。
刘柱那时从市里回来了，一听他爸讲了遍没领回奖金还受到屈辱的经过，暴跳如雷，一副怒从心底起、恶向胆边生的样子，操起炒菜的铁锨往外就冲。
刘大爷抢前一步，挡在门口，指着他大喝：“你给我放下！”
刘柱说：“好，放下就放下，那我带上这个行不？”
他放下铁锨，又从面案上操起了压面的杠子。
刘大爷上前夺下杠子，劈面扇了他一耳光，训道：“合同上写的是我的名，盖的是我的章，我都没要来，你去就不一样了？你以为这是老家？地面上都是向着咱们的人？”
刘柱气急败坏地吼叫：“不按合同办事我就敢砸他们办公室！”
刘大爷指着倩倩又训道：“那会是个什么结果你想过吗？你不为自己的下场想一想，也不为她想想吗？”
刘柱看一眼倩倩，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双手抱头蹲下，一声不吭了。
我听糊涂了。
刘大爷转身看着我和李娟说：“出门在外，谁都难免被坑一次，两万多元奖金我们父子不要了。我们认了，劝你俩也认了吧，不认咋办？”
李娟一言不发，抓住我一只手，猛转身往外便走。
我以为她有话要单独跟我说，她却并没说什么，一直把我带到了“宿舍”前。
李娟爬上车厢，直挺挺仰躺在她的褥子上，大睁两眼瞪着帆布顶篷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分明气得不行。
我坐在车厢口属于自己的位置那儿，呆呆地看着李娟不知如何劝她。我也生气，非常生气。虽然我已经“掉钱眼儿里”了，但双手还扒在外边。奖金，我所欲也。明明是自己付出了辛勤劳动应该获得一笔钱，而且有合同担保，就因为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个蛮不讲理的家伙，说不给就不给了，这样的事谁遇到了会不生气呢？但我生气也不仅仅是因为奖金泡汤了，更因为一个“理”字——不讲理的事第一次落到了我头上，我尝到了“哑巴吃黄连，有理没处说”的滋味。何况我知道，李娟将工资按月寄回家去了，她是长女，下有一弟。她父亲打工时砸伤了腿，干不了重活了，属于半残疾的人——她是要等着奖金作路费探家的！
倩倩回到了宿舍。她的褥子挨着李娟的褥子。她也坐在褥子上，看着李娟说：“想开点儿。如果探家缺钱，我借你。”
李娟冷言冷语地问：“刘大爷指着你对刘柱说的话什么意思？”
倩倩淡淡地说：“我有了。”
李娟一下子坐了起来。
倩倩却仰躺下去了，双手捂在腹部。
“‘有了’什么意思？”
李娟瞪着她，像虎妈瞪着操心女儿。
“还能什么意思？我怀上了，刘柱的。我得跟他回他老家，把孩子给他生下来。我可不做‘人流’，怕以后落病，没法再生育了。”
倩倩的语调仍那么地平静，说得轻描淡写，如同在说别人的事，而且是寻常事。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可想清楚了……”
“怎么就算想清楚了？怎么又是没想清楚？刘柱是孩子他爸，我不跟他们父子走还有什么选择？都是寂寞惹的祸……”
倩倩自嘲又无所谓地笑了，居然笑出了声。她的笑声一过，“宿舍”里一阵沉静。
在沉静中，李娟也不站起，龟似的爬到我跟前，小声说：“那我的打算就与她无关了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她说罢她的打算，眼睛对眼睛看着我补充：“你不参与我也要一个人那么做。”
那时的我，忽也觉得豪气干云。并且，还有种侠义之气笼罩了我似的。
于是我说：“一切听你的。”
倩倩也躺着说：“我参与。”
李娟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没你什么事儿。”
倩倩坚定地说：“你可做不了我的主，姐们儿不是嘴上说说的关系。”
我们姐仨出现在财会办公室时，有个矮胖子坐在椅子上看报，一条短腿担在窗台上。
办公室那会儿就他一人，他诧异地看着我们。
倩倩虽已怀孕，但她自己不说别人是看不出来的；那时她往腹部缠了东西，挺着个“大肚子”，看上去不久就要生了。手里还拿只大号可乐瓶，里边灌满了椰汁，一脸鱼死网破的气概。
我和李娟手里也有同样的塑料瓶，贴着“敌杀死”的商标。
我们姐仨站在办公桌前，矮胖子将脚从窗台上放下了；转椅一旋，他正对着我们了。
李娟将满满一瓶“敌杀死”放桌上，商标正对着他，双手按在桌上，俯身问：“看清楚了？”
矮胖子说：“你们有病啊？这是你们推销农药的地方吗？”
“我们不是推销农药的，我们是来跟你玩命的！”
我此话脱口而出。一说完，连自己都不相信那是从自己口中说出的话。
矮胖男人看着我瞪大了眼睛。
李娟就向他宣布了我们的要求。
“放肆！你们以为自己是谁？老刘头儿来了都没用，我会买你们的账？跟我耍泼我就怕了？滚！滚！要死外边死去！……”
那男人恼羞成怒，连连拍桌子。
李娟说：“不，我们姐仨已经铁了心了，要不发奖金就一块儿死你当面。死前，怎么也得给你留下深刻印象，要不死不瞑目。”
李娟说完，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晃晃，扭开盖，将冒着热气的水兜头就向对方浇下去。
那男人烫得叫起来，离开了椅子。
我都把玩命的话说出口了，那会儿不能没行动了。
我拿起桌上的墨水瓶朝白墙砸去，墙上顿时“红花绽放”。
倩倩说：“红花也得好叶配，那才好看。”
她也拿起一个墨水瓶砸向那面墙，墙上出现的却是一片“黑浪”。
“这瓶肯定是蓝的。”
我将最后一瓶墨水也砸到了墙上，墙上出现的果然是“蓝色海洋”。
李娟又捧起暧瓶，使劲摔在地上。暖瓶一爆，那多大声啊！
矮胖男人万没料到我们会那样，目瞪口呆僵在那儿了。
这时门一开，二男一女进来了。其中一个男人五十来岁，穿无徽章军服，看上去刚转业。
他吃惊地问矮胖男人怎么回事。
矮胖男人结结巴巴说不成句话。
李娟就又将我们的正当要求说了一遍。
我说：“她是周连长的未婚妻，未来的军嫂。”
五十来岁的男人问我：“前几天离开工地那个工程连的周连长？”
我说：“对！我们姐妹三个送他们时，他们集体向我们敬礼来着！”
我成心夸大其词。
五十来岁的男人不板着脸了，对李娟说：“给我合同看看。”
李娟傻眼了，我们没向刘大爷要合同。
五十来岁的男人说，“没带算了。”一转头对矮胖男人说，“你把合同找出来。”
矮胖男人一会儿说忘了放哪儿了，一会儿说文件柜的钥匙不见了。
五十来岁的男人说：“好好想，慢慢想，我坐着等你。”
他在旋转椅上坐下了。
倩倩忽然唉哟起来，说腰疼。
五十来岁的男人说：“那不好几把椅子嘛，你们也都请坐。都别冲动，合理的要求应该得到兑现，深圳是尊重合同的地方。”
我们姐仨便都坐下了。
那位女同志扶倩倩坐下时，趁机将她那瓶“敌杀死”拿过去，背在了身后。
五十来岁的男人仔细看看桌上那瓶“敌杀死”的商标，拧开盖，闻了闻，又把盖拧上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眉头微皱了一下。
合同终于拿在他手中了，他看得很认真。几分钟内，我们姐仨屏息敛气，目不转睛地观察他的脸。然而他脸上除了认真的表情再无任何别的变化。
他放下合同后对矮胖男人说：“上边不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？你为什么不按合同办呢？”
听了他的话，我们姐仨都暗舒一口气。
矮胖男人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其他，难堪地狡辩。
“别说那么多了，立刻把他们的事给办了，办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是转业军官的做派，利索地起身往外便走。他在门口站住，转身看着我们姐仨又说：“以后遇到类似情况，应该找领导，采取过激行动也是不可取的。”
我们姐仨一齐点头，连“谢谢”二字都忘了说。
那一男一女将地扫干净，也同时离开了。
矮胖男人数完钱，让我们在收据上签字时，垂头耷拉脑的，不敢与我们的目光对视。
见李娟从他手中接过钱，倩倩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娟，我心里还是不痛快。”
李娟说：“那你想怎样？”
倩倩恨意难消地说：“这王八蛋肯定是想把咱们的奖金给贪污了，我要用一条半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没有好下场！”
倩倩说完，拧开瓶盖，一仰头，咕咚咕咚喝下了半瓶椰汁。
“哎哎！……”
那矮胖男人从椅子上滑坐到地上了，并且，再就没起来，也不知是吓昏了还是咋的。
我们姐仨走在回去的路上时，议论着我们的胜利和那矮胖男人可能会受到的处分，都特亢奋。
李娟却忽然不说话了，表情忧伤。
倩倩问她怎么了？
她说：“要不是没什么好办法了，谁愿意那样啊！”
她流泪了。分明，因为那么做了倍觉羞耻。
我心里却没她那种忧伤，更没她那份羞耻感。
我不但仍亢奋着，简直还可以说一路走得意气风发，精神豪迈，甚至想学京剧中的好汉那样，仰天长啸，大呼“快哉”。
“外边的世界很无奈”——这一点我已有所领教。
“外边的世界很精彩”——精彩是由我们姐仨的行动证明了的，等于我第一次为“外面的世界”做了贡献，使正义得到了伸张。至于手段，我干吗自己和自己过不去，非责备自己呢？我才不羞耻呢！
刘大爷很义气，见我们姐仨竟然把奖金要回来了，坚持平分。
我坚决反对平分——李娟和倩倩比我早到食堂半年多，平分对她俩不公平。但我是唯一少数，拗不过他们四人，最终还是平分了。
平分倒使我觉得羞耻了。我没占过任何人便宜，内心十分不安。
我从自己的奖金中点出了多分到的部分，一半硬塞给了李娟，一半硬塞给了倩倩。
我使李娟接受的理由是：“与你相比，我不缺钱。我一点儿家庭负担都没有。”
我使倩倩接受的理由是：“你接下来得准备做母亲了，用钱的地方比我多。”
李娟和倩倩与刘氏父子同日同时离开工地——刘柱联系了一名开卡车的司机，可以直接将他们四人载到车站。他们东西多，一块儿走互相照应着，顺利多了。
二○○二年的中国不少人有手机了，但我和李娟和倩倩还都没有。普通的诺基亚也须三四千元，我们都是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买手机的姑娘。而绝大部分农村人家还没电话，我们的联系只能靠通信。
她俩都给我留下了通信地址。
刘柱临上车时，似乎想跟我说什么，却又碍着她俩在旁边不便说。我猜到了他想跟我说什么，主动拥抱了他一下，并叫了他一声“姐夫”。
这使他走得特高兴。
他望着食堂说：“和你们姐仨相处得真好，这一走我没留任何遗憾。”
而我在心里早已原谅了他。
我认为若一个女性被男人所爱，即使对方毫无使自己心仪的方面，即使他的表达很粗鲁——说到底，就算他是百分百的单方面想入非非，就算他完全忽略了是否“般配”的问题，只要他的追求非属暴力式的，一旦明白了没希望也不再纠缠不休——那么他的粗鲁表达就是可以也应该被原谅的。
就爱本身而言，任何一个男人爱任何一个女人，或反过来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；不一样的只不过是所谓“般配”不“般配”的问题。只要是真爱，那就不能以鄙视待之。
是的，我确实原谅了刘柱。
也确实对倩倩满怀感激。
如果不是由于倩倩的存在，我也许不能在这处工地干到年底。
我握着拉杆箱的拉手站在原地，呆望着那辆卡车驶远，直至已分不清是谁还在车上向我招手。
我缓缓转身望着食堂，它好像在对我说：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”尽管我们没做过宴席，但人间的聚散离合，与宴席的区别不大。
我环望四周，除了已竣工的几座高楼大厦，此外再无别物，连一辆吊车或一台推土机也没有。那食堂是最后的多余物，最迟明天下午，将会来一批人将它也拆除。推土机将把那里推平，不留一点儿痕迹。
而我，事实上成了最后一个离开工地的人。
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联想——仿佛一场出现过千军万马的大剧已经结束，全剧组已经撤离，主角们配角们都已各奔东西，投入到下一场大剧中去了。舞台也已清扫干净，悬起的幕布也没必要再落下，因为无须换场，舞台所期待的只不过是另一个剧组的到来和另一场大剧的上演。而我，作为前一场大剧的群众演员，小小的，微不足道的，有我无我无关紧要的群众演员，连群众甲乙丙丁都不沾边的群众演员，仍茫然地，满心惆怅地，怅然若失地伫立台上，不知自己下一步该何去何从。
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”
以上两句诗，在我头脑中油然而现。
但我还没有茫然到不知自己该怎么做的程度。
我在心里默默说：“别了，我的‘修道院’。”
我转身拖着拉杆箱走在压道机压出的临时土路上，朝着市中心的方向走着，如同一个旅人。
是的，我觉得我像一个修女，那即将消失的食堂是我修行过的修道院。虽然它给予我的启迪与宗教无关，却向我昭示了一些做人之道。我对它赐以实用之道心存感激，而那是我的“校长妈妈”和“市长爸爸”不曾教过我的。
忽然我听到了猫叫。
我们姐仨的“小朋友”已经长大了，有一尺半了。它在食堂吃得好，长得快。李娟替我将它装在筒式背篼里了，只露出脑袋，而我将它背在身后了。它肯定因为稔熟的人被车载走，只剩下我自己了，虽然在我身上，却看不见我的脸，所以不安了。
我将背篼移到了胸前，抚摸一下它的头，安慰地说：“别怕，不是还有我吗？”
它又叫了一声，似乎明白我的意思。
它是唯一陪我离开工地的“朋友”，我决定与它长相厮守，不弃不离。
那时夕阳红似火，大如轮，悬在远处的市上空。一些建好的或没建好的高楼大厦的轮廓，被夕阳的余晖镀上了橘红色的边。一阵阵海风吹过来，空气中有种潮湿的咸味儿。
我首先要做的事是要在市区找处地方住下来。
我一边走一边想到了人和所谓人生方向的关系。
那不是为了思考而进行的思考，甚至也不是下意识的思考。那只不过是头脑本身无法“空闲”下来的自然而然的反应，想那么严肃的问题和想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无聊问题没什么区别。
我想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起初是没有什么人生方向的，方向往往是生存过程中逐渐确定的。但极少数人的确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有了方向，比如王储自会清楚他的人生方向是继位为王；古代科举制度鼎盛时期，士子们的人生方向是中举“服官政”，是“修齐治平”。中举是目标，未中举则不能“服官政”，“修齐治平”也就成了最空的空话。又比如周恩来，年纪轻轻就写下了豪迈的自勉诗，“遂觅群科济世穷”就是他的人生方向，“难酬蹈海亦英雄”，意志何等地高洁！我一向觉得，他的自勉诗比张载那四句名言务实多了。
但是，寻常如我这样一个打工妹，什么又是，或更积极一点儿地说，什么又应该是我和我的人生方向呢？
我老老实实地承认——我当时没有，也不想有。并且明白，不必非有，想有也是白有。
世上有灵万物，无不向死而生。
死即人的终极方向。
所以像我这样的小女子，对自己的人生别做那么远的规划吧，只确定一个下一个的短期目标，反而也许是明智的表现吧。
是的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
我之人生的第一个目标，业已在那食堂里开始并结束，我身上有几千元钱，自己靠诚实的劳动挣到的，可算实现了预期。
手中有钱，心中不慌，所以我能够拖着拉杆箱，胸前吊着“小朋友”，不慌不忙，旅行观光似的走，闲庭信步似的走。
我之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就在前方，不是海市蜃楼，也不是自欺欺人的主观想象，而是千真万确的所在。
它就在那儿，我每向前走一步，就离它更近一步。它只能由我离它越来越近，它连半米都无法移远。
它就在那儿，上空是如血的夕阳和绚丽的晚霞，静静地恭候似的期待我的到达。
我要在那里找一处住的地方安下身来。
我要在那里再找到第二份工作，希望工资比第一份高点儿。
我那时忽然悟到，绝大多数的人和极少极少的人之人生，最主要的区别在于——后者是较早地就有了人生方向的，前者却大抵只有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人生目标。在接近的过程中、实现的过程中，若也感觉到了方向，那么顺其自然活将下去；若终究并没什么方向可言，没有就没有呗——好比当时的我。
如果我的“校长妈妈”仍在世，她肯定不允许我的人生居然没有方向。我自己想没有都不行，我的“市长爸爸”会全心全意配合她，使我的人生走上“正轨”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走一步算一步。
但我已经不属于极少极少的人了。
我已经与绝大多数人为伍了呀！
人生没有方向，只有具体而微的目标便又怎样？我偏要以身一试，且看究竟如何！
难道一个人只有庸常而微的不间断的目标，就不需要脚踏实地去实现了吗？
李娟是有下一个具体目标的——她要用自己辛辛苦苦一天几十元挣到的钱为父亲治病解决燃眉之急；她的下一个目标是为她家盖起新房子。
倩倩的下一个目标是买手机；她的下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，她没告诉我。
刘大爷的下一个目标是为刘柱把婚事办了。
刘柱的下一个目标是他和倩倩先成为镇里的居民，下下一个目标是成为县里的居民。他曾说他是想一步到位的，可钱还不够。
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走到市区去。我倒想坐车，可没车可坐。好在离市区并不远，一个小时肯定可以走到。比起来，我的下一个目标最容易实现，也最需要脚踏实地。
我不脚踏实地往前走，难道还指望自己长出翅膀飞将去？
“是吧小朋友？”
我低头问了一句，见它已睡着了。
我能给“小朋友”以安全感，这使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一个多余活在世上的人。
我脚踏实地一步不停地向前走着，头脑中一路冒出些乱七八糟介于值得想与不值得想之间的想法。不是我自己非想不可，是那些想法自然而然地从我头脑中冒出来的，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按住……